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天主教耶稣会意大利籍传教士利玛窦是一个重要的人物，他绘制了第一张中文版世界地图、编辑了《葡汉字典》、翻译了儒家经典著作，撰写了西方道德伦理图书，实现了中西跨文化沟通；他与中国学者徐光启、李之藻等人合作，将许多数学和天文学书籍翻译成中文，为中国传统数学注入了活力；他寄给罗马耶稣会的书信，详细描述了中国礼仪以及科举制度，传播了中国文化；他没有见过万历皇帝，却受到了天子的保护，去世后安葬在北京；清朝乾隆和嘉庆时期，他的作品被收录到《四库全书》中，影响力持续扩大，堪称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海上丝绸之路”的开拓者［1］。

一、勤学经书与技能，成就文化交流基础

1571年8月，利玛窦加入耶稣会。1572年9月，利玛窦进入耶稣会最负声誉的罗马学院读书，在这里，他学习了古典文学、修辞学、自然哲学、神学，并接受了经院派哲学（包括亚里士多德哲学和宇宙学）的熏陶。根据中世纪欧洲的传统，自然哲学即是我们今天称之为的“科学”，不仅包括算术、几何学、音乐、天文学，还包括地理学以及机械学和建筑学的应用训练。

罗马学院开设的“科学”课程，较之于当时欧洲其他大学来说要先进得多。由于德国籍耶稣会士、罗马学院数学教授和天文学家克拉维乌斯的缘故，数学科目的设置有着过人之处。克拉维乌斯很清楚数学研究在理论和实践领域的重要性，为了在更多的课程中引入数学，他极力提倡“哲学教授必须具备数学知识……，就像过去一样，要敦促学生致力于这些科学的研究，而不是忽略它们，学生也必须懂得哲学和数学是深刻相关的”［2］26。

克拉维乌斯是一位优秀的数学和天文学教育家，擅长于制作描绘天体运动的几何模型和天文仪器。利玛窦跟着克拉维乌斯学习了当时最前沿的数学知识，学习了托勒密的地理学知识、文艺复兴时期制图学领域的最新理论。

此外，利玛窦还热衷参与专门技术的训练，使他的手工技能更加娴熟。他认真学习制造地球仪的方法，学习使用最新技术绘制地图，研究天文观测仪器“星盘”的结构，学习日晷、机械时钟的工作原理和制作工艺等等，这些知识为他在中国的传教活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值得注意的是，利玛窦在罗马学院求学期间，将主要精力和时间放在了学习诸多“科学知识”上面，却没有完成“神学”课程的学习任务。进入印度果阿神学院后，才完成了人文学科和“神学”的全部课程。

利玛窦是首位将“科学”作为一种工具来传播宗教的传教士，并使“科学”成为耶稣会在华传教的特定风格。他绘制了著名的世界地图，第一次在明朝的地图上标出了欧洲和美洲的位置；他与明朝官员徐光启、李之藻等人合作，将数学和天文学等书籍从拉丁文翻译成中文，包括《几何原本》前六卷、《同文算指》、《乾坤体义》、《测量法义》、《浑盖通宪图说》、《圜容较义》等等。

利玛窦在理解中国文化方面做出了真诚的和富有成效的工作，他架设了不同传统、处事风格、语言障碍之间的桥梁，并且与中国上层社会具有涵养的学者、官员建立了相互尊重的关系。他不仅将西方文化介绍给中国人，而且还将中华文明传播到了欧洲。在寄给罗马的书信中，他详细描述了中国文化，礼仪和仪式以及科举制度。他首次用拉丁语翻译了儒家的《四书》，为《中国哲学家孔子》一书的编辑提供了参考文本，1687年，耶稣会士柏应理的《中国哲学家孔子》在巴黎出版，第一次将孔子的生活和工作情况完整地介绍给了西方世界。

利玛窦在中国进行的文化交流活动大致经历了四个不同的阶段。肇庆是他传教的拓荒地，韶州是他“学术传教”的实验田，南昌和南京是他“跨文化”交流的停泊港，北京是他“适应性”传教策略收获成果的伊甸园。他在中国的传教生涯，一直都在“科学”与“天主教”文化之间忙碌，被誉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位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诸种学艺和中国四书五经等古典学问于一身的巨人”，也是“地球上出现的第一位‘世界公民’”［3］。

二、传播西方“科学”，奠定“适应性”策略

1582年，利玛窦来到澳门。1583年，他在肇庆建立了自己的居所，随身携带的书籍便是在罗马学院读书时的课本以及欧洲的其他科学文化图书，包括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克拉维乌斯的《天球论注释》和《实用算术概论》等6 000余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