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导言

蔡元培先生(1868-1940)是我国近代重要的思想家，也是我国现代大学的奠基人。1917-1923年(1)名义上蔡元培于1917年到1926年担任北大校长，但1923年后由于蔡元培长期身在国外，校务实际上由蒋梦麟主持。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A].高平叔.蔡元培教育论著选[C].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蔡元培先生长校期间在北京大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促使北大从旧式的封建衙门学堂，向现代大学转变。

为了理解蔡元培的大学思想及北大改革，学术界长期以来开展了广泛的研究，对蔡元培的贡献基本形成了共识，即建立了包括学术至上、学术自由等核心观念的中国现代大学理念体系，同时确立了现代大学的学术制度，包括研究所、学术刊物、学术团体等。其中，学术自由被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并被视为蔡元培思想及北大改革成功的核心。(2)陈洪捷，蔡磊砢.蔡元培——中国现代教育的奠基人[J].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6，(1)：99-101；李猛.如何改革北京大学——对北京大学人事改革方案逻辑的几点研究[J].学术界，2005，(5)：63;应星.蔡元培的北大改革与大学精神的塑造[J].二十一世纪，2003，(12)：121.概括而言，已有研究对蔡元培大学思想作了基本全面的概括，并围绕北大改革形成了一个基于学术自由的解释路径。

然而，关于蔡元培大学思想的核心，同时也是大学制度的基础——“学”，已有的研究只是重复蔡元培的话语，并没有进行系统且细致的辨析。一般认为，蔡元培所说的“学”即“研究学理”的学科，在民初大学七科中，即是文理两科，而与之相对应的“术”即以应用为主的学科，即法工农商医五科。1912年，作为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先生手订《大学令》，规定“大学以文理二科为主”，大学必须包括文理二科或其中一科，“方得名为大学”。(3)教育部部令第十七号(元年十月二十四日):大学令[J].教育部编纂处月刊,1913,(4):1-4.1913年颁布的《大学规程》进一步规定“大学之文科分为哲学文学历史学地理学四门，理科分为数学星学理论物理学实验物理学化学动物学植物学地质学矿物学九门”。(4)教育部部令第一号(二年一月十二日):大学规程[J].教育部编纂处月刊,1913,(4):4.但这样的理解和解读太过笼统疏略，其实蔡元培在北大任校长期间，其“学”的观念已经发生巨大的转变，本文将对此进行细密的考察辨析，并结合民国时期国内外学术的大势作贴切的解释。

本文的材料主要有蔡元培所主导的北京大学改革方案和会议讨论记录。北大改革方案有1917年国立高等学校校务讨论会的《大学改制案》，但这一改革并不成功，最重要的改革方案是1918年专门以上各学校校长会议的改革措施。1918年10月到11月间，教育部召开全国专门以上学校校长会议，各公立、私立专门以上学校校长、国立北京大学校长及各科学长参加了这次会议。(5)不包括教会大学校长。会上蔡元培等人代表北京大学提出了几项议案，(6)北大一共提出四项议案，分别是《现行大学规程及专门学校各种规程有无应行修改之处案》《大学法科专设法律门其政治学门经济学门并入文理科案》《大学增设美术科案》《高等学会及博士学位案》，本文主要围绕前两项讨论。全国专门以上学校校长会议录[M].议案主要见于《北京大学日刊》，《蔡元培文集》也有部分收录。关于议案的讨论记录则见1919年夏出版的《全国专门以上学校校长会议录》，收藏于清华大学图书馆。正如《大学令》《大学规程》等反映了蔡元培民初的学术观念，这些议案(其中部分是对大学规程的修订)则反映了这一时期蔡元培“学”的观念。

二、不变的学术观：区分学与术

学与术不同，是蔡元培学术观念的基础。这一基础的奠定是很早的(7)在中国传统中，“学术”是一个词语，晚清以后逐渐出现学与术的区分，梁启超曾指出“近世泰西学问大盛，学者始将学与术之分野……学也者，观察事物而发明其真理者也。术也者，取所发明之真理而致诸用者也”。学与术的差异也可以表达为理论与应用的差异。1901年蔡元培以“蔡寉廎”之名，在《普通学报》上发表《哲学总论》一文，其中“理论学”“应用学”是他划分学问种类的一个标准。梁启超.学与术[A].饮冰室合集(文集第十册)[C].北京:中华书局,;蔡寉廎.哲学总论(续第一期)[J].普通学报,1901,(2):5.另见中国蔡元培研究会.蔡元培全集(第一卷)[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民初《大学令》和《大学规程》反映了这一观念，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期间并无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