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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阿尔弗雷德丁尼生在悼念集中的救赎之路

一、前言

阿尔弗雷德·丁尼生是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著名诗人。他的代表作之一《悼念集》是为纪念好友亚瑟 ·哈莱姆而作。这部作品中,读者既能见证丁尼生精神世界在受到新型学科冲击时的内心挣扎,也能看到诗人调和二者矛盾,试图重建精神世界秩序的努力。

二、丁尼生的精神危机

十九世纪初,由于社会迅猛发展。物理学家威廉·赫舍尔、迈克尔·法拉第、约翰·丁铎尔,化学家汉弗莱·戴维,博物学家托马斯·赫胥黎等都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做出重要贡献,极大推动了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在《季刊评论》、《爱丁堡评论》这样的主流期刊杂志上,每期都会刊载大量科普文章,以及有关各类新兴学术著作的评论文章。自然科学知识的发展和传播,已不限于专业的研究机构,而是“同维多利亚时期的社会文化紧密结合在一起的”。[1]

丁尼生虽然是诗人出身,但是他对当时各个学科的每一点进步都保持极大的关注和学习热情,同时,他也具有远超常人的科学知识储备。在丁尼生的长子为其所写的传记中,作者记录下丁尼生在1833年的一份学习计划。丁尼生甚至在1865年被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根据当选证书上的说法,他能获此殊荣,是因为作为一名诗人,他“密切关注科学发展,并努力推动科学进步”。[2]然而,科学是一把双刃剑,在开阔了诗人视野的同时,也从基础上颠覆了丁尼生的精神世界,给他带来了严重的精神危机。这一情况在《悼念集》中有着集中表现。

《悼念集》是丁尼生为纪念早逝的挚友亚瑟·哈莱姆所作,整个作品包括131首短诗,以及一篇序言和一篇后记。在追思忘友的同时,丁在第35首诗中,丁尼生借用地质学家查尔斯·赖尔的地质学理论,指出山川河流并非造物主的结果,而是大自然漫长地质变迁的产物。同样的理论还出现在第56首中,丁尼生谈到,对不同时期地层遗迹的研究表明,无数生物都遭受了灭绝的厄运,在无情的自然面前,人类完全可能走上同样的道路。在科学事实和精神世界之间,丁尼生面临艰难的选择。他既无法否认科学理论和科学发现的客观性,也不愿完全放弃他的精神世界的稳定与平和。

丁尼生精神世界中的矛盾和危机,在《悼念集》中多有表现。第33首中,一位年轻人在经历了怀疑的“苦难与风暴”[3]之后,以自己的理性为基础,发展出了新的精神世界。在第55首诗中,丁尼生的内心矛盾和痛苦有着更为明显的表达。诗人感叹自然的冷酷与无情,因为“自然给予的全是恶梦……而对个体的生命毫不在乎”。[4]面对这样的大自然,诗人整个精神世界也开始分崩离析:“我的稳步已变成了蹒跚,/ 忧虑的重压使我倾跌……我伸出伤残的手掌,/摸索着搜集灰尘和糠秕。”[4]从上面两首诗中不难看出,影响力日益强大的新型学科,已经长驱直入闯进丁尼生的精神世界,放逐了传统的思想,也彻底破坏了他内心的平静与安宁。事实上,丁尼生的遭遇在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人当中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因此,他在《悼念集》中恢复精神世界秩序,自我救赎的努力,也超越了个人的层面,具有更大的意义。

三、丁尼生的自我救赎

面对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之间的矛盾,丁尼生设计了一条分而治之,兼容共存的救赎道路。他先是划定了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之间的分界线,强调二者具有本质上的差异,应该按照不同的法则运转。接下来,丁尼生试图重新阐释为一个具有进化论特征的运动过程,从而把自然界和自然科学纳入其中,消解二者之间的根本矛盾,使其得以共存。

(一)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的分离

丁尼生指出,新兴各个学科描述了物质世界的运转法则,人们通过观察、分析、归纳、推理,实现对自然界的科学认识。但是,人类精神世界建立在完全不同的法则之上,科学的有效性在精神世界中并不成立。

在《悼念集》第123首的前两节中,丁尼生谈到,大自然依照其自身运动规律,无时无刻都处在变化之中,沧海桑田的变化不以人的思想和意志为转移:“长树的地方现在是海洋。/大地呀!多少变迁你看到!…山丘无非是影子,其形态/变个没完,因为万物在变。”[5]通过代词“你(树木)”和“它们(山丘)”,丁尼生勾勒出一个外部的、客观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地质和物理法则主导一切。但是在诗歌的第三节,丁尼生把目光转向自己,用第一人称“我”营造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内在世界。居于其中,诗人能够“沉浸在我心绪里,/任自己梦想,把梦当现实/因为我虽能说出告别辞,/思想上难以当这是分离”。[5]可以看出,在诗人的精神世界里,“现实”的概念发生了变化,现实即梦想,而梦想则是个体主观思维活动的产物,不受科学法则的制约。换句话说,丁尼生通过划定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之间的界限,保证了前者的独立性和自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