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阿尔弗雷德·丁尼生是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著名诗人。他的代表作之一《悼念集》是为纪念好友亚瑟 ·哈莱姆而作。这部作品中，读者既能见证丁尼生精神世界在受到新型学科冲击时的内心挣扎，也能看到诗人调和二者矛盾，试图重建精神世界秩序的努力。

二、丁尼生的精神危机

十九世纪初，由于社会迅猛发展。物理学家威廉·赫舍尔、迈克尔·法拉第、约翰·丁铎尔，化学家汉弗莱·戴维，博物学家托马斯·赫胥黎等都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做出重要贡献，极大推动了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在《季刊评论》、《爱丁堡评论》这样的主流期刊杂志上，每期都会刊载大量科普文章，以及有关各类新兴学术著作的评论文章。自然科学知识的发展和传播，已不限于专业的研究机构，而是“同维多利亚时期的社会文化紧密结合在一起的”。［1］

丁尼生虽然是诗人出身，但是他对当时各个学科的每一点进步都保持极大的关注和学习热情，同时，他也具有远超常人的科学知识储备。在丁尼生的长子为其所写的传记中，作者记录下丁尼生在1833年的一份学习计划。丁尼生甚至在1865年被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根据当选证书上的说法，他能获此殊荣，是因为作为一名诗人，他“密切关注科学发展，并努力推动科学进步”。［2］然而，科学是一把双刃剑，在开阔了诗人视野的同时，也从基础上颠覆了丁尼生的精神世界，给他带来了严重的精神危机。这一情况在《悼念集》中有着集中表现。

《悼念集》是丁尼生为纪念早逝的挚友亚瑟·哈莱姆所作，整个作品包括131首短诗，以及一篇序言和一篇后记。在追思忘友的同时，丁在第35首诗中，丁尼生借用地质学家查尔斯·赖尔的地质学理论，指出山川河流并非造物主的结果，而是大自然漫长地质变迁的产物。同样的理论还出现在第56首中，丁尼生谈到，对不同时期地层遗迹的研究表明，无数生物都遭受了灭绝的厄运，在无情的自然面前，人类完全可能走上同样的道路。在科学事实和精神世界之间，丁尼生面临艰难的选择。他既无法否认科学理论和科学发现的客观性，也不愿完全放弃他的精神世界的稳定与平和。

丁尼生精神世界中的矛盾和危机，在《悼念集》中多有表现。第33首中，一位年轻人在经历了怀疑的“苦难与风暴”［3］之后，以自己的理性为基础，发展出了新的精神世界。在第55首诗中，丁尼生的内心矛盾和痛苦有着更为明显的表达。诗人感叹自然的冷酷与无情，因为“自然给予的全是恶梦……而对个体的生命毫不在乎”。［4］面对这样的大自然，诗人整个精神世界也开始分崩离析：“我的稳步已变成了蹒跚，/ 忧虑的重压使我倾跌……我伸出伤残的手掌，/摸索着搜集灰尘和糠秕。”［4］从上面两首诗中不难看出，影响力日益强大的新型学科，已经长驱直入闯进丁尼生的精神世界，放逐了传统的思想，也彻底破坏了他内心的平静与安宁。事实上，丁尼生的遭遇在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人当中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因此，他在《悼念集》中恢复精神世界秩序，自我救赎的努力，也超越了个人的层面，具有更大的意义。

三、丁尼生的自我救赎

面对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之间的矛盾，丁尼生设计了一条分而治之，兼容共存的救赎道路。他先是划定了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之间的分界线，强调二者具有本质上的差异，应该按照不同的法则运转。接下来，丁尼生试图重新阐释为一个具有进化论特征的运动过程，从而把自然界和自然科学纳入其中，消解二者之间的根本矛盾，使其得以共存。

（一）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的分离

丁尼生指出，新兴各个学科描述了物质世界的运转法则，人们通过观察、分析、归纳、推理，实现对自然界的科学认识。但是，人类精神世界建立在完全不同的法则之上，科学的有效性在精神世界中并不成立。

在《悼念集》第123首的前两节中，丁尼生谈到，大自然依照其自身运动规律，无时无刻都处在变化之中，沧海桑田的变化不以人的思想和意志为转移：“长树的地方现在是海洋。/大地呀！多少变迁你看到！…山丘无非是影子，其形态/变个没完，因为万物在变。”［5］通过代词“你（树木）”和“它们（山丘）”，丁尼生勾勒出一个外部的、客观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地质和物理法则主导一切。但是在诗歌的第三节，丁尼生把目光转向自己，用第一人称“我”营造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内在世界。居于其中，诗人能够“沉浸在我心绪里，/任自己梦想，把梦当现实/因为我虽能说出告别辞，/思想上难以当这是分离”。［5］可以看出，在诗人的精神世界里，“现实”的概念发生了变化，现实即梦想，而梦想则是个体主观思维活动的产物，不受科学法则的制约。换句话说，丁尼生通过划定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之间的界限，保证了前者的独立性和自主性。